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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则的本质是什么?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时间:2021-07-09 15:55:34

在中国,古法文字的样式是“鲁”。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刑亦平如水;我不好意思,摸不直就去走。”“水”字象征着法律的公平。所谓法的公平如水,是法律的期待和价值目标,也是古代官员司法自律的标准。西汉时,桓谭提出“治狱如水”的主张,以示执法公正。从到屈,法律的品格体现了法律的整体性和正义性。可见,法律所具有的公平正义的内涵,已经从古代汉字中表现出来。

法尚公平:中国古代的法治追求

在古代文献中,执法的公平正义往往以中、中刑来表达。《中庸》对“忠”的解释是“不偏向忠”。《尚书立政》年,周公提出了司寇肃公作为赢得刑罚的例子:“司寇肃公,作风是监狱所推崇的,为了壮大我的王国,这种作风是谨慎的,为了使用中间刑罚。”孔子说:“礼乐不乐,则刑不良,刑不良,则民不聊生。”到了汉代,董仲舒还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阐明刑罚缺失所带来的后果:“刑罚不正,恶必生,恶必积于下,怨恶存于上,上下不得和,则阴阳尴尬,恶必生,此祸由此生。”这凸显了公平执法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冲击下,百家争鸣。法家作为新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为了论证以法治代替礼治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对法律的概念、特征、任务和功能进行了探讨,从而掀起了中国法制史上罕见的法理学研究高潮。在他们的理论中,公平被认为是评价法律的第一标准,是法律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申子说:“所以法家天下共动,制度由公定。所以,智者不可超越法律,辩手不可超越法律讨论法律,学者不可因支持法律而出名,大臣不可因支持法律而活跃。我喜欢压制它,我可以压制它,我不能离开法律。骨肉可罚,亲人可灭,法不可囧。”韩非也认为,只有“去私乐,去公法”,才能达到“民安国家治”的效果。

先秦诸子在解释法律的功能时,往往以度量衡为喻,以示法律的公平。管子说:“大小也是,绳墨也是,规矩也是,石头也是,水桶也是,角度也是,这叫规律。”“法律的法令,人民的规则也是一样的。”申子说:“有取舍者,不可为重所欺,有维度者,不可为长短所劣,有法度者,不可为机缘所欺。”韩非说:“释放符咒,用心对待,不能为国,不能为国,不能为骄,西仲不能为圆。”作为一种测量仪器,它是测量重量、重量和长度的法定标准。《尚书舜典》载“度量衡同法”,据郑玄注:“度者,尺也;数量,桶,欢迎;恒,说也。”

《周礼夏官》也有“同样的数字,同样的度量”的内容。因为度量衡是公平、客观、准确的,意在表明法律作为度量衡的度量衡,公平、客观、准确地衡量某一行为,检验其是否违法犯罪,使任何欺诈行为都不会被对方欺骗。这种法律观念在原则上明显不同于强调等级差别的礼治观念。由于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是治国的重要手段,商鞅把法律视为“国与国之间的天平”,用法律来判断中国人行为的对错。这就是法律作为治国工具的作用。

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发展和应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只能用度量衡来比喻战国时期地主经济兴起的时代的法律。春秋末期以来,新地主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为了争取政治权力,发展新的经济关系,他们反对奴隶制时代“刑罚不明,权力难测”的法律特权传统,要求公布成文法,公正执法,保护新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对法律公平进行了极大的舆论宣传,极力主张公平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然而,在他们的法律正义观背后,仍然不可避免的是,狭隘的少数人的正义是公平的。

在中国封建时代,为了维护专制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农民不仅被迫服从法律,接受少数人的支配,而且还适当约束统治阶级成员的行为,使其不超越法律权力的限度,从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和国家的稳定。正如董仲舒所说:“富则骄,穷则忧,忧则偷,骄则暴,这是所有人的情操。圣者对所有人的感受都感兴趣,看到混乱来自生活。因此,它的制度是人道的,是贫穷的,这样富人可以不骄不躁地展示他们的财富,穷人可以不担心地保持健康。以此为度,调整平均值,是基于缺钱和安心,所以很容易治愈。”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倡导的“法不贵”“刑不分”的公平原则,本质上是将一个新时代的不平等权利体系合法化、固定化,使上、下两级能够和平相处,各守各的分。

因此,开明的政治家和政治知识渊博的皇帝往往标榜天下规律,却不敢自称是一家一人的规律。西汉张释之说:“法家、天子、天下皆公也。”唐太宗李世民说:“法律不是一个人的法律,而是世界的法律。”他还说:“佛法,受制于天的人,不能私下食言。”他在治国期间,无愧于一部伟大的著作,那就是“正义永远被维护,每个人都犯罪,一切都依照法律”。历史上,汉文帝、隋文帝和金世宗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依法惩戒自己的亲属。宋代甄修德在《谕州县官僚》中也明确指出:“官商是非,有法可循。你不能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去刷正义,也不能遵循公法去表现偏袒。诸葛公开表示:我心里有平衡,不能把一个人看得很重要。这里有一个人应该把它当作法律。”明末清初,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行法者,亦为公。”

法律的公平不仅体现在规范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执法的实践中,法律与官员的结合是保障。法律只有公正地合法化,执法公正,法律才能具有权威性,才能激发人们从外到内自觉守法。汉、唐、明、清五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造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法治秩序,这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公平保护是分不开的。

来源:《人民法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