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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效率有什么结构公平原则(卫兴华:关于坚持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1-07-15 23:28:19

卫兴华:关于坚持效率和公平统一的几个问题

来自:前线客户端

中国的改革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需要不断提高效率,大力发展生产力,还需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把效率和公平结合起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效率要与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被誉为中国十大“宝贵经验”之一。还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重视公平”,体现了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逐步深化。这一新提法展现了一种新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中需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

这里所说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主要是生产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决定分配,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一定的分配关系。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新生产方式取代了陈旧低效的生产方式,能够客观上增加可供社会分配的产品总量,为增强社会公平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公平分配有利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发展将背离共同富裕的生产目标。应该说,在分配领域,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从根本上统一的。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西方经济学界也关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的主张效率优先,有的主张公平优先,有的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收入不平等对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危害。收入分配不公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根本上削弱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了劳动者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能力,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分配的公平和不公平会影响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水平。公平合理的分配有利于促进劳动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公平的分配则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公平作为市场交换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平也被视为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生产稳定和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该把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指导原则和衡量标准。要把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和社会主义经济要求的公平统一起来。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强调公平会损害效率。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在收入分配上强调效率优先,认为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种收入分配不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实际上是在重复一些西方学者早期倾向于积累资本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取决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而储蓄动机又取决于人们的财富。因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利于富裕阶层的形成,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和资本的增长。有学者相信所谓的倒U型曲线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财富总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收入分配差距会趋于缩小,社会公平自然得到解决。

然而,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效率优先并不一定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相信只要把蛋糕做大,分配不公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上必然的因果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实践例证。从历史发展中的事实来看,英国工业革命后,由于大型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财富总量也迅速增加。然而,就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没有相应改善。相反,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剥削程度的提高,蛋糕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分配的公平。从发达国家的现状来看,根据美国国税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国民总收入的21.2%,而50%人口的收入状况持续恶化,仅占国民总收入的12.8%。而2004年为13.4%。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蛋糕的变大,收入分配就趋于公平。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度拉大的趋势,恰恰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蛋糕大多少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存在两个层面的不公平:一是微观层面的不公平。例如,一些工人的工资很低,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而另一些工人的收入很高,并在不断增加。二是在宏观层面不公平。从全社会来看,不同地区、城镇、行业、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过度拉大的趋势。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制定相应政策。党中央新制定的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分配公平,才能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二、和谐发展需要树立全面的效率观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重视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 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效率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长期以来生产效率低下。重视和强调效率对于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效率和公平是内在联系和统一的。应该说,强调效率本身并不坏,现在强调“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并不是否认效率的重要作用。但强调效率不能以损害公平为代价,建立在忽视甚至损害“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不可能长久。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的本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有效结合及其良好、快速、经济的经济效果。虽然提高效率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但提高效率的途径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实现的。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者作为收入分配的主体,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推动者,是分配公平与效率提高的结合点。

如果企业管理者、科技人员和劳动者之间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关系,就没有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如果工人在企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就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工人得不到充分就业,劳动力资源闲置浪费,财富就很难有效顺利增长,更不用说尽快把蛋糕做大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关注分配的公平,即效率。当前,我国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的发展目标,需要对效率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从宏观上看,效率的提高是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的共同使用来实现的,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只有当

从微观层面看,效率直接表现为劳动效率、管理效率、生产效率、科技进步效率、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提高这些方面的效率,企业的整体效率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员工的收入水平才能得到保障。重要的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没有人的发展就谈不上效率。既要注重宏观效率,也要注重微观效率。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的根本动力在于人。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必须调动包括科技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得到保障,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科学的发展观,是全体人民共创发展成果和全体 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统一,是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当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让大多数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财力增强的同时,城镇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不平衡,突出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只有重视和认真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问题,才能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可以提高消费率,扩大内需。生产是消费的前提和条件,但消费能力的增长也关系到生产的最终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国内消费率(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0%,远低于世界70%以上的水平。国内消费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消费率偏低,呈持续下降趋势,不仅不利于扩大内需驱动的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利于国家经济安全。近年来,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低收入人群比例过大,消费能力不足。有学者估计,1999年至2005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7.6%急剧下降至38.2%,降幅高达9.4个百分点,年均降幅超过1.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还有学者测算,中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家庭剩余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7年间下降了13.79个百分点。最终分配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占比大幅下降,直接或间接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快速下降,资本形成率大幅上升,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只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缓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定和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近年来,虽然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同阶层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却同时拉大。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就地区差距而言,根据2006年的数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GDP之比为3.261.091;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5990元,而贵州是

三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科技要素投入,分配激励,为提高整体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改变只注重资源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为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这就需要营造有利于科技投入的制度环境和科技进步的利益分配机制。如果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人工资轻松盈利,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最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培育当前和未来新的增长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优化需要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最终会在新的消费热点实施,投资和消费热点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就开始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住房和汽车已经进入普通家庭,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当前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支持消费结构升级。显然,只有通过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才能通过消费结构的演变引领新的投资热点,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当然,缩小这里的收入差距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通过扩大中等收入者支持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途径,有利于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四、促进社会公平重点要落实初次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和具体体现,促进社会公平不仅需要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更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推进社会公平机制

近年来,中国在再分配中采取了不同的民生关怀措施,如取消农业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等。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低收入群体的困难,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因为初次分配是原始的、全球性的,而再分配是从属的、地方性的,只能补充初次分配,解决局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因此,单纯依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很难弥补市场机制本身、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等因素造成的两极分化。而且我国还处于过渡阶段,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国家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再分配来缓解过度的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因此,有必要将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重点放在初次分配领域。

目前,我国整体工资收入水平低已成为普遍现象。根据一些学者的估计,近年来,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15.3%下降到2000年的12%,甚至下降到2005年的11%。与员工工资增长缓慢相比,近年来我国企业利润总额增速远高于名义GDP增速。2002-200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分别高达22.21%、44.14%、43.09%和20.4%,分别比同期名义GDP增速高12.47、31.27、25.38和6.3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国低工资水平的深远影响。在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劳动力流动受阻、就业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分配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分配不公也体现在生产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同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不同,但这种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也与生产经营的客观规律或资源控制的差异有关,突出表现为政策等原因形成的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要素产权的初始界定和政府政策对要素交易的控制程度有关,涉及到我国不完善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要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就要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这样,就更接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从国民收入格局来看,之所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财富来源只能是自己的劳动,而富人有自己的劳动,可以借助资本、技术、信息等资源享受福利。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些只能靠劳动赚取收入的低收入群体才能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理顺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要规范政府税费收入,使其增长与劳动者社会福利的提高相统一。

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中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相对应。规范政府收入增长机制有助于缓解居民收入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在分配机制上,要协调不同要素收益权之间的关系,加强资源税等税费的征收管理。在国有经济中,要促进按劳分配原则的有效实现,规范管理者的收入。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也要加强劳动仲裁、工资和税收监管,努力减少和消除降薪、克扣、拖欠工资、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不按规定支付加班报酬、违反劳动法、严重侵害员工权益等不公平事件。在初次分配领域贯彻公平原则,需要加强和完善劳动立法,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健全工资协商机制。通过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利益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要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推动劳动者通过工会等合法渠道与资方平等协商工资水平,提高劳动者在工资收入方面的议价能力,建立与经济效益水平相适应的职工正常工资增长机制。同时,要创造条件,积极扩大就业,增强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

通过政府加强对劳动者的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在整体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继续增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其中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将继续上升,企业的效益和收入将逐步增加,社会经济将快速发展,财政收入也将相应增加,即劳动收入、企业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均衡增长相统一。(原发表于2008年第3期,《前线》)

作者:魏兴华侯伟民

编辑:梁启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