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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则的要求是什么,蔡睿:显失公平制度的解释论定位

时间:2021-07-10 06:38:36

蔡睿:显失公平制度的解释论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瑞法律研究所。

内容摘要

显失公平制度的定位决定了其解释趋势。比较法上有两种模式:显失公平依附于公序良俗,独立于公序良俗。就我国民法而言,显失公平制度在制度地位和法律效力上不同于公序良俗的规定。从法律适用技术来看,选择更多地依赖明显不公平的制度而非公序良俗原则,更有利于保障法律的稳定。因此,将明显不公平的制度定位为独立于公序良俗原则的最终特别规定是可取的。基于此,就解释学而言,一方面要利用好显失公平本身留下的制度空间,运用动态系统思维增加其规范的灵活性,使其发挥一般公平条款的作用;另一方面,对现有的许多案例进行分类和总结,同时将其扩展到新的合同类型。

一、显失公平与公序良俗之关系问题

我国《民法典》第151条整合了现行立法中“利用他人之便”和“显失公平”的规则,规定了新的显失公平制度。这一新规定明确了显失公平中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由主客观要件构成,以协调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实现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的融合,受到学界的好评。

显失公平的双重性使其侧重于合同内容的适当规制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主观意思表示。正因如此,学术界对该制度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明显不公平的制度是一种有缺陷的意志表达。然而,这种理解过分提高了主观要件在认定合同显失公平中的重要性。该制度虽然注重不利一方的主观状态,但并不要求其达到欺诈、胁迫等瑕疵的程度。因此,仅凭主观要件往往难以证明合同明显不公平。事实上,显失公平制度的焦点仍然是合同客观上是否公平,因为这不仅是司法介入合同审查的出发点,也构成了推定主观要件存在的经验事实。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显失公平制度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这也具有审查合同内容适当性的功能。

中国学者已经讨论了上述问题。有学者在研究公序良俗原则时将暴利列为特定类型,也有学者认为“暴利应当是我国立法中损害公共利益的一种情形”。上述观点虽然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要么是基于比较法观察中获得的经验知识,要么是在立法理论上讨论了显失公平制度的规范配置和制度安排,但在解释学上缺乏对两者关系影响的进一步探讨。

事实上,显失公平与公序良俗的关系可以从概念和规范两个方面来考虑。在概念层面,需要考虑明显不公平的行为是否违反了良好的习惯。在规范层面,需要根据公序良俗的规定,考虑是否应当宣告明显不公平的行为无效。如果明显不公平的行为在概念层面上不违反公序良俗,那么在规范层面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必多说。相反,如果明显不公平的行为在概念层面被认为是违背习俗的,则需要在规范层面进一步考量,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律解释问题。

在概念层面,显失公平的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取决于后者的含义。《民法典》颁布前,“公序良俗”的概念在中国法律文本中并未出现,但原《民法通则》和原《合同法》中使用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概念在解释上始终被视为“公序良俗”。《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首次采用了符合民法国际标准的“公序良俗”概念。无论是“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公序良俗”,我国学者都将其肯定为一个内涵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公序良俗原则是一项一般条款,授权法官在个别案件中判断相应的法律行为是否违反现行公序良俗。中国学者通常把公序良俗的内容分为公序良俗。前者指向法律本身存在的价值体系,后者指向法律之外的伦理秩序。

在德国法律中,“良好习惯”被视为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法官最大限度地填补。到目前为止,“好风俗没有可定义的标准”。虽然德国立法和判例采用了“安斯坦斯盖夫hlaller bill g und Gerecht Denkenden”的良好习俗公式,但“礼仪公式”不仅要求法官不要通过民意调查来确定良好习俗,因为“公平公正的思想家”不一定是大多数,而且还要求法官不要用自己或特定群体(如宗教官员或监护人)的道德价值观来填充良好习俗。另外,从这个老生常谈中很难得到具体的内容。作为一般条款,公共秩序和良好习俗原则被认为是主流社会道德进入民法的切入点。基于此,不仅可以填充法律秩序内部的伦理价值,也可以填充法律秩序外部的社会伦理原则。《法国民法典》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良好习惯的法律。”这里的“公共秩序”通常被认为是某个统治集团强加给个人的一种压制。“好风俗”是指社会道德。所谓合同违背了善良风俗,大多是因为当事人想通过合同追求的目的而违背了道德。公众